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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永利彩票2023-11-09 17:48

新时代，纪录电影大有可为******

新时代，纪录电影大有可为

——首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侧记

　　光明日报记者严圣禾

　　纪录电影是电影的一个重要门类，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生活、时代印记并不断汲取进步动力的窗口。

　　日前，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珠海传媒集团、中国电影家协会纪录电影工作委员会承办的首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东珠海举行。为期三天的大会不仅是华人影像记忆的集中展示，更为纪录电影创作者、专家学者、发行放映机构负责人和媒体人搭建了共话发展、共享机遇、共创未来的广阔平台。

　　搭建平台，为华语纪录电影发展注入新动能

　　新时代，纪录电影大有可为，人们也越来越习惯通过纪实影像来触摸时代脉搏，感受时代温度。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任仲伦在会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纪录电影工作者用真实光影、真实故事书写下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一批优秀纪录电影作品成为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彰显中国力量的重要载体，为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谈到为什么要举办首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影协纪录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姜海清指出，举办此次大会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目的在于团结和激励广大纪录电影工作者努力在新征程上谱写纪录电影繁荣发展的时代华章，为华语纪录电影攀登高峰注入新动能，为华语纪录电影人凝聚共识、交流合作拓展新空间，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相知相融创造新机遇。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不仅能够搭建交流平台、集聚纪录资源、推动产业发展，还是展示城市形象的机会。中共珠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谈静表示，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全面加强与纪录电影领域的创作者、专家学者和制作发行机构的交流合作，打造更多生动记录时代、抒写人民的纪录片精品，讲好珠海故事、湾区故事、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尊重规律，努力创作既叫好又叫座的影片

　　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人人都是记录者的时代，如何创作出既叫好又叫座的优秀纪录电影呢？在“融媒体时代纪录电影发展的新路径”主题论坛上，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刘建中指出，纪录电影首先要尊重规律，纪录电影在坚守职责使命的同时，要适应市场需求和观众喜好，充分了解院线观众的消费心理，在视觉效果、画面动感等技术条件方面向故事片甚至科幻大片靠拢，追求更好的可看性和观赏性。要把握不同媒介形式的传播特点和规律，在尊重的基础上探索，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其次，纪录电影创作者一定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融入生活，所有的艺术都源于生活，创作者要熟悉影片所表现的对象，进行扎实的调查研究，展现丰富却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才能创作出观众真正喜爱的影片。

　　与会嘉宾认为，经历疫情冲击的中国电影市场，同时面对产业缓慢复苏和互联网新媒体冲击的双重压力。纪录电影资金投入量相对较小，契合受众现实关切，因而在面临影视行业重整与规范带来的契机时，可以积极主动寻找纪录电影与时代、与整个影视行业、与观众多元文化需求的契合点，探索差异化竞争策略，紧跟时代也紧跟市场。

　　例如中央新影集团导演徐洁勤就提出，纪录电影应该进行再定位，在选题、内容取舍、表达方式、拍摄手法、剪辑思路和宣推方案等方面进行全流程革新。她建议纪录电影应充分发挥与商业电影不同的价值诉求，在“泛娱乐化”环境中坚守对社会现实议题的关注，在信息洪流中作为“国家相册”“时代影集”进行表达革新。

　　讲好故事，做中华文化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山再高，高不过登山的人；路再险，挡不住勇敢的心。”12月14日晚，纪录电影《无尽攀登》中的主人公夏伯渝在首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荣光大道”红毯仪式上如是说。1975年，夏伯渝挑战珠穆朗玛峰，在距离顶峰200米的地方遭遇暴风雪，不得不下撤。同伴丢了睡袋，不怕冷的夏伯渝号称“火神爷”，把自己的睡袋给了同伴，导致双脚冻伤，被迫截肢。2018年，失去双腿的夏伯渝以69岁高龄成为无腿登顶珠峰第一人。

　　凭借夏伯渝无腿登顶珠峰的感人故事和片中壮美的景色，《无尽攀登》在此次华语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中获自然类推荐作品。全景式真实记录武汉抗疫历程的纪录电影《一起走过》则获特别推荐作品。此外，讲述抗美援朝老兵故事的《1950他们正年轻》获文献类推荐作品；记录叶嘉莹传奇人生的《掬水月在手》获文化类推荐作品；反映怒江大峡谷碧罗雪山深处沙瓦村“一步跨越千年”伟大脱贫攻坚历程的纪录电影《落地生根》获现实类推荐作品；真实还原泰坦尼克上华人幸存者的故事，在告慰那些辗转流徙的早期华人移民的同时，引发人们对人类迁徙和文明对话深层思考的《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获国际传播类推荐作品。

　　“真实是纪录电影这个片种的特性。在新时期、新的国际形势下，纪录电影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使命。”中国电影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张丕民表示，相信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一定会在粤港澳大湾区、东南亚乃至世界华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非常响亮的品牌。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6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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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贺劭清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摄

　　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摄

　　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摄

　　《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摄

　　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